[内容简介]

  孟非，江苏卫视著名主持人。这是孟非对过往四十年岁月的动情回顾、从容讲述。

  童年重庆、少年南京，不同的文化对他影响深远。中学时代的严重偏科，黑暗得让他看不到未来。临时工的日子辛酸艰苦，却奠定了他往后的不平凡。他从摄像、记者、编导、制片人、主持人的不同角色上一一走过。四十年，人生坎坷，从平凡到精彩，命运总在不经意间转折。顺应本心，淡定从容，坦然面对每一次改变。

  随遇而安，是很多人问起他的心路历程时，他给出的唯一答案。

  [上期回顾]

  在印刷厂，孟非的文化水平算比较高的，他盘算着好好干些年似乎很有可能混到组长甚至车间主任这样的级别。

  在印厂的日子虽然苦，但日子过得还算平静。那时我谈恋爱了，日子也算是有奔头，但一次工伤改变了我的命运。

  刻骨铭心的工伤

  一九九二年六月五日早上，连续两晚的夜班后，报纸已经印好了，下班前最后的工序就是擦洗印刷机。当时我正在用棉纱蘸着汽油擦滚筒，可能是太疲惫了，一不留神，我的左手没来得及抽出来就被棉纱拖进了两个滚筒之间。我大叫了一声，旁边几个同样疲惫不堪的同事马上发现出事了，立即围拢过来。稍有经验的印刷工都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这是印刷厂最容易发生的工伤，很多大的印刷厂里都有手指被机器轧断的老工人。厂长和车间主任很快被喊过来了。

  经过简单勘察，大家一致认为，要把我的手从滚筒里退出来必须让滚筒倒转。偏偏那台机器从引进到我们厂之后，就从来没有倒转过。于是，我的手还夹在机器里，一帮技术骨干在机头那里开起了技术研讨会。会议的议题是——到底怎样脱开机头，把小孟的手弄出来。研讨会很快结束，经验最丰富的一个组长亲自操刀，终于脱开了机头，我的手顺利地从钢滚筒里抽出来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

  我的左手抽出来的时候手上还裹着棉纱，当时我脑子一片空白，还好奇地掀开棉纱去看。我看到自己的手指已经变形了，左手中指和无名指的指甲已经翻开，皮开肉绽的，竟然没流血，白森森的，看着好像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边上立刻有同事扶着我从机器上下来，快步往车间外走。我恍恍惚惚的，捧着受伤的左手刚走出去几步远，被轧伤的手指指尖血“噗”的一下喷了出来，就跟电视剧《天龙八部》里段誉那六脉神剑的特效差不多。看着血喷出去几米远，刚才挂在机器上没有感觉到的疼痛像压抑了很久突然找到了突破口一样，报复性地袭来。那种剧痛无法用语言描述，我眼睁睁地看着鲜血从指尖皮开肉绽的地方止不住地往外喷。天不绝我——我们厂唯一一辆卡车刚出去送报纸，因为驾驶员小李忘带驾照，回厂里拿，正好碰上我出工伤。厂长立即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报纸先别送了，先送伤员！

  我躺在卡车的后座上，同事举着我的胳膊，血顺着胳膊往下流。他们就用纱布紧紧地扎住我的手腕止血。事后听司机小李说，他当时是打着双跳灯，一路闯着红灯向最近的一家医院狂奔的。很快我被送到了南京城南的一家医院。

  进急救室之后，医生开始清创，最可怕的时刻到来了。所谓清创，就是清理伤口，让大夫看清楚受伤程度。那时我两根手指的指甲盖已完全翻开了，伤口处血肉模糊。大夫干的第一件事就是用钳子夹着翻开的指甲，把我的两个指甲连皮带肉连根拔了出来。我当时差点儿直接昏厥过去，至今我都不明白，为什么不给我打麻药。我记得大夫好像对我说了一句：“有点儿疼，忍着点儿。”我很想问：把你的指甲连根拔出来而且不打麻药只是“有点儿疼”？接下来，大夫扯了一大团医用棉花蘸满了酒精擦洗我的伤口。碰上酒精，我又差点儿昏死过去。等到一切结束，我从抢救台上坐起来的时候，看到身边那个托盘足足有一盘血！

  厂里当时要通知家属，这是我们厂第一起工伤事故。陪我到医院的是我的组长，他问我：“你爸呢？”“出差去了。”他又问：“你妈呢？”“也出差了。”再问：“你有个哥吧？”“当兵去了！”司机小李问：“你不是有对象吗？”我说：“对了，通知她吧！”

  那会儿已经是夏天了，很热。当时她在鼓楼上班，据说接到医院打来的电话当时就傻了。她骑了一个多小时自行车赶到了我们厂里。为什么不是赶到医院呢？因为大夫包扎完伤口后就让我回家休养了。我的组长问我：“送你回家？”我想了一想说：“回厂吧，我自行车还在厂里。”他们就真把我送回厂里了。

  后来我就跟我女朋友两人骑着自行车回家了，当然我的姿势是一手扶车把，一手举着——如果不举着，血往下流的时候会更疼。当天晚上是最难熬的一晚，止痛片吃了一大把，根本没用。我跟我女朋友干脆上街看电影。

  我在家养伤期间，同事们纷纷前来慰问，送的东西是那个年代最有代表性的慰问品——水果罐头。还有几个关系要好的同事为了陪我解闷，教会了我打麻将——这是我工伤期间最大的，也是唯一的收获。

  离开印厂

  我受了工伤之后，厂里开始进行安全生产大整顿，本来就不怎么喜欢我的厂领导似乎更加讨厌我了。厂长其实还好，讨厌我的主要是那个车间主任，我至今不知道他为什么讨厌我，大概有点儿“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的意思吧。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厂领导总觉得我是厂里的害群之马，会煽动起其他工人对工厂管理制度的不满。如果真是这样，我觉得他们对我的厌恶还是比较有道理的，起码后来事实证明我还是有这方面的能力的。

  大约两个月后，我的伤养好了，回厂上班了。到了春节加班发加班工资的时候，我发现我被车间主任莫名其妙地扣了五十块钱。这让我对他的不满彻底爆发了，那可是我一个月六分之一的工资啊！在春节加班期间的一个晚上，我就跟同样对车间主任有一肚子不满的小钱去找他算账。小钱当时是厂里的电工（现在在江苏电视台总编室工作），小钱的电工业务不怎么样，但跟我关系很好，偏偏车间主任也是电工出身，所以很看不起，也看不惯他。

  当晚我和小钱酝酿了一下情绪，一起找车间主任发难，说了没几句就吵了起来，我抓起报纸就抽在了车间主任的脸上，刚要打起来，就被人拉开了。闻讯而来的厂长气急败坏地指着我和小钱的鼻子大骂：“你们造反啊？我开除你们！”对于厂方的态度我是完全有心理准备的。我大义凛然地指着厂长的鼻子说：“老子抽他的时候就没打算干了！不是你开除我，是老子不干了！”说完绝尘而去。

  我和小钱头也不回地出了车间，回到宿舍，把自带的铺盖一卷往自行车后座一夹，在那个月黑风高的夜晚，走出印刷厂，结束了一年多的印刷工生涯。

  最后一点儿花絮是，报社领导得知了一个印刷工、一个电工大闹节日加班的消息，相当震怒。社长决定亲自找我谈话。对于一个印刷工而言，受到社长的亲自召见本来是一件相当荣耀的事情，可我又和社长大吵了一架，列举了车间主任如何迫害我这样的进步青年工人的罪行，最后不欢而散。

  其实，那时我如果服个软，回厂还是有可能的。社长找我谈话就是一个姿态了，无奈年轻气盛的我去意已决。之后我去了电视台干临时工，听说多年之后，新来的厂长还经常对厂里的工人说：“好好干，什么地方都能出人才，孟非就是从我们厂出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