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何同彬

  和饭局类似的道理，一个人“会”越多，就证明他越成功，证明他已经越来越重要了，比如领导们、著名作家们、学术明星们“会”最多。如果按照这个荒诞的逻辑，那我离成功也越来越近了，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开会的机会与日俱增。但不幸的是，我却因此患上了严重的“恐会症”，只是这种恐惧除了鼓励我在开会的时候说几句不痛不痒的“风凉话”，并没有成功“唆使”我效仿兰波，在开会的桌子上当众撒尿。也许我和那些同样在开会的时候“心猿意马”的人一样，属于广义上的斯德哥尔摩症候群。

  当然，我个人“成功”与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似乎间接证明着文学的成功。中国文学每年要开多少大大小小、名目繁多的会？仅仅概括性地想一想，我都会一瞬间患上密集物体恐惧症，生理性的恶心和情感上的“欢欣雀跃”混合在一起，油然而生。文学边缘化了？这种观点真是滑稽。

  开会的时候，我经常臆想，如果一位领导讲话或者一位教授发言的时候，会议室上的吊灯掉了下来，或者有一只发春的野猫蹿上了会议桌，或者一位仁兄，没忍住，放了一个声音极大的屁……但这样有趣的事情终究没有在我参加的会议上发生，它们永远是那么严肃、刻板，漫溢着不同程度的虚荣与亢奋。所以，在开会时睡觉不应受到非议和指责，因为在那些让人昏昏欲睡的会上，睡觉是正常的、健康的生理反应；那些装模作样地倾听、记笔记，靠浓茶、咖啡或者咬手指维持清醒的人才真的有病。

  开会，不过是中国文化的宏伟病相之一，而文坛也不过是这一病毒不起眼的携带者。文学陷入开会的泥淖，不过是一场场献媚的闹剧，有着显而易见的让人厌憎的仪式化外观和虚头巴脑的表演痕迹。比如，会议上的座次和发言顺序，显示的不就是会议文化在权力等级面前渗入骨髓的奴性吗？那些冗长的、不着边际的、大而无当的会议空话，不也是官僚主义体系运转的“摇头丸”吗？

  据李洁非先生的考证：“《说文解字》段玉裁于‘会’字注曰：‘器之盖曰会，为其上下相合也。’原来，‘会’的本义竟是盖子，‘开会’也即把盖子打开。‘命佐食启会’，‘开吃’之谓也。如此，以中国而言，开会的起源在吃那里。”所以，如前所述，开会也即请客吃饭，会议的题目、内容并不重要，人们多数情况下也不在乎你在会上说了些什么，而吃什么、见到什么人、在哪里开、去哪里玩儿要重要得多。开会，于是变成了标题党与老饕、交际花、旅游达人们的狂欢。

  当然，那么多的文学“精英”像华威先生一样忙于开会、参加活动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原因，鉴于笔者也是这一“钱规则”的受益者，在这里也就不好过多地大放厥词了。

  最近一些年，学界流行研究文学会议，一时蔚为大观，几成显学。会议对文学而言，重要性自不待言，一如李洁非先生的论断：“现代以来，文学大抵无有哪件事情未经一定会议的协商沟通，也没有一个人文学生涯可与会议无缘。”但研究这样的会议，常常只是流于表面的皮相之见，因为会议的本真内容往往是那些文件、决议、言谈和回忆录无法呈现的。开会、讲话、文件都不过是走走过场罢了！中国的文化，永远是这样的隐秘的权术文化，映衬着人们那源源不断的隐秘欲望。

  不由得想起《芙蓉镇》的结尾，疯了的王秋赦一边敲锣一边凄厉地叫号：运动喽，运动喽！星移物转，时下的中国不过是成年人一次次权力游戏、一场场奢华盛宴的重新开场，只是开场白不一样了：

  开会啦！开会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