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陆建华

  1992年，得到江苏文艺出版社支持，我与汪曾祺商定，为他编辑出版一套《汪曾祺文集》。让我深感意外的是，最初我向他谈文集内容设想时，他对戏剧单独列卷十分高兴，但在自序中，谈到戏剧时，却仅在文末写了这样短短几句话：

  京剧原来没有剧本，更没有剧作家。大部分剧种（昆曲、川剧除外）都不重视剧本的文学性。导演、演员可以随意修改剧本。《范进中举》《小翠》《擂鼓战金山》都演出过，也都被修改过。《裘盛戎》彩排过，被改得一塌糊涂。我是不愿意去看自己的戏演出的。文集所收的剧本都是初稿本，是文学本，不是演出本。

  有人问我以后还写不写戏，不写了。

  有意思的是，在这一节文字之前，他说：“我写的文论大都是心平气和的，没有‘论战’的味道。但有些也是有感而发的，有所指的。我是个凡人，有时也会生气的。”在紧接着谈到戏剧时，他非但一点也不心平气和，反倒是生了很大的气；明显在发火，表现出少有的不冷静。

  生气的深层次原因，是他提高京剧文学性的理想受到挫折。他所写剧本的文学水平之高，得到普遍的赞扬，但除了《沙家浜》外，大多数剧本未能搬上舞台。 “文革”后期，他在给剧作家、戏评家徐城北的一封信中说：“当年进入梨园，就是想继续二十七年前的旧志，和京剧闹一闹别扭。不料京剧的传统比城墙还厚，一拳打下去，只弄得头破血流……”

  他说：“决定一个剧种的兴衰的，首先是它的文学性，而不是唱做念打”，这种绝对化的论点就很值得商榷。他在谈论小说创作时说：“我要对‘小说’这个概念进行一次冲决：小说是谈生活，不是编故事；小说要真诚，不能耍花招；小说当然要讲技巧，但是：修辞立其诚。”他以这样的认识写出独具一格的小说；但当他在写剧本时也以写小说的观点进行冲决，就很难不碰壁了。

  这个难题在他1962年刚到北京京剧团任专职编剧后不久就初显端倪。他写的第一个戏是《王昭君》。据他好友杨毓珉回忆：“戏写得挺秀气，特别是刻画昭君离别故土，踏上风沙漫漫的胡地征程时的心理状态，如泣如诉……可是情节过于平淡，很难抓住观众，上座不高，上演四五天后停演了。”对此看法表示认同的大有人在，阎肃这样评价汪曾祺：“他不擅长结构剧情，长处在于炼词炼句。写词方面很精彩，能写许多佳句，就是在夭折的剧本里也有佳句。”

  我总觉得，对从事剧本写作的汪曾祺来说，最理想的状况是，先有一个成型的戏剧框架在那里，这样，他就能避开 “不擅长结构剧情”（戏剧性）之短，而能发挥其精于炼词炼句和塑造人物（文学性）之长。事实好像也已经证明了这一点，经汪曾祺改编再创作的戏剧作品，与他据以改编的原作相比，无论作品立意、人物塑造、唱词写作，各个方面都会焕然一新，有了公认的质的飞跃和全面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