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村庄的变迁与振兴等话题一直备受关注。曾两度获得鲁迅文学奖的著名学者、作家南帆的散文集《村庄笔记》，以个人走访为切入点，阐述了对快速变化中的“中国村庄”的深度观察，并深入到当代乡村的细部，从村庄的形象演变、历史沿袭、文化心理等多个层面娓娓道来。
南帆成长并常居城市，却始终对乡村怀有一份独特的情感。上世纪七十年代，南帆下乡插队到福州郊区的关口村，在那里生活了3年。他曾以十余万字的散文《历史盲肠》对这段乡村经验有过详细追叙。而写作这部《村庄笔记》，直接原因是《雨花》杂志的约稿。没有杂志约稿，大约不会有这本书。刚开始，他决定写几个记忆之中的村庄，然而陆陆续续竟然写了15个村庄，有些出乎意料。
这些年，南帆走访过不少福建的村庄，种种印象与知青记忆相互交织，感慨丛生。他也曾驾车返回关口村，发现那里已经成为一片新兴的产业园区，村里的农民房和知青们当年居住过的山头都被夷平，关口村已荡然无存。此情此景让他想起了《百年孤独》的结尾：一阵突如其来的飓风把那个称为马孔多的小镇从地球上刮走，从此无影无踪。
不只是关口村，根据南帆的观察，林浦、螺洲、闽安……这些靠近城市周边的乡村莫不如此，它们在工业与现代经济的强大吸附力下已经开始格式化。还有一类有着丰富文化传统的村庄，如月洲村、五夫里、赵家堡、琴江村等，又与现代生活存在相当的距离甚至形成断裂，传统正在干涸，遗存丧失了活力。更多的村庄则深藏于山脉皱褶之间，远离文化中心的辐射，阒无一人。
书的开篇文章《村庄笔记》，是南帆多年之前写的一篇散文，记录着对若干村庄的感想和印象。事实上，这些感想和印象一直存留于内心，不断发酵和扩展，无声地敦促他关注乡村，保持对乡村的兴趣。这些都可以视为这本书写作的间接原因。对他来说，“乡村从未离开过视野，必要时抽空与乡村谈一谈，如此而已。”
结合自身经历，南帆相信许多知识分子与乡村有着千丝万缕的复杂纠葛。知识分子投身进入乡村，与土地、农民产生交集，形成了他们对乡村的切身理解与书写。《村庄笔记》在为中国当代乡村留存一份独特观察的同时，也贯穿着南帆一直以来对“文学乡村”的关切。南帆认为，在各个历史时期，文学从乡村汲取不同的灵感，20世纪中国文学描述的乡村空间远远超过了数千年古典文学的总和。然而，时至今日，文学的相当一部分乡村叙事落空了。大量农民脱离土地进城务工之后，乡村故事的分量大幅度减轻，留守乡村的农民几乎无法构筑激动人心的宏大情节，文学的乡村愈来愈荒凉。
“20世纪20年代之后，有关乡村的文学书写大约出现过三次浪潮，每一次浪潮都与特定阶段的历史特征紧密联系在一起。革命与战争、农业合作化运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三个历史事件无不深刻地撼动了乡村的古老传统，这些历史事件包含的能量无不给文学提供了巨大的动力。”今天，乡村的广袤地域依然存在，农民仍然是社会成员之中最大的一个群落。他不禁追问：“最近这一段历史时期，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已经或者即将提供启动乡村的历史动能，不知道文学是否能够跟上？”
现代快报+/ZAKER南京记者 陈曦
乡村的文化传统是否还将
滋养现代人躁动的精神
读品：您曾在福州郊区的关口村插队3年，返城之后，回过关口村吗？有何感受？
南帆：我回过关口村，否则不可能知道那儿变成了一片新兴的工业园区。不是故意返回，而是偶然路过，顺便去看看。我居住的关口村与我下地劳动的生产队有很长一段路，每天出工之前大约要行走半个小时。那一天我先到了生产队，与那儿的农民聊了一阵——当然彼此已经不认识。我没有说明我曾经是这儿的知青，装成一个瞎逛的闲人。聊天之中，农民依稀记得当年这儿有一个插队知青，他们的口吻如同叙述远古的事情。幸亏他们没有说我当年如何劣迹斑斑。离开生产队之后又到了关口村，正好见到村庄刚刚被夷平，几辆清场的铲车还在忙碌地平整土地。迟了几天，来不及进行最后的告别，心里满是惋惜和遗憾。路途很近，多年来一直想返回看看，却迟迟没有成行。觉得忙忙碌碌，再等等吧！其实哪有那么忙？
读品：与您同时代的很多作家铁凝、王安忆、韩少功等也都有过插队的经历。您觉得在处理乡村经验时，“知青作家”和莫言、贾平凹这些土生土长在农村的作家有何不同？
南帆：相对说，“知青作家”乡村经验的深入程度以及生活的艰辛程度远不如莫言、贾平凹这些作家。“知青作家”通常先在城市生活很长一段时间，成年之后来到乡村。他们的乡村经验交织了城乡两种视角。他们的观感、激动、失望、抱怨、慨叹以及对生活的领悟均与两种视角的张力有关——城乡的隐约比较始终存在。这种张力肯定会流露于作品的文本之中。
读品：《村庄笔记》中的一些文章，从历史文化的角度对福建乡村进行文学书写，侧重于农耕时代的士大夫、知识分子或地域文化，《张氏月洲村》写词人张元幹，《谁为表予心》写郑成功，《石墩与龙舟》写尚干林氏，《琴江》写福州满族村的历史。这些与村庄有何关联？
南帆：一些篇章更注重村庄的历史文化。汇集成书的时候，这些散文大致是按照村庄中遗存的历史文化年代编排下来的。你大约注意到了，最为久远的仅仅追溯到宋代。宋代之后，这一片地域著名的人物愈来愈多。
所谓乡土中国，相当一部分历史文化保存于村庄。无论是宗祠、历史传说、风俗还是城堡、老宅、石塔，无不说明了这一点。古代的许多士大夫出生于乡村，始终与乡村存在互动。令人感叹的是，这种文化传统似乎正在干涸。许多村庄空空荡荡，各种文化遗迹丧失了活力。“耕读传家”不仅是人们熟悉的一句老话，而且很大程度上浓缩了农业社会的内在结构。可是，这种结构正在解体。乡村“耕”与“读”的循环已经中止。乡村文化与相当一部分现代知识已经脱钩，财会、金融、芯片、生物基因、大数据、制造业——当今这些炙手可热的概念几乎与乡村没有联系。一些农家子弟进入高等学府深造之后，返回乡村的寥寥无几。这并非遗忘故土所能解释的。他们的大部分学识无法反哺故土，继而在乡村找到用武之地。无论是经济还是文化，城市显示了强大的吸附力。现代社会结构赋予城市轴心的位置，农业文明似乎正在进入尾声。
但这种宏观的历史叙述时常遭遇两种景象的干扰：首先，乡村是一个如此广阔的地域，城市的经济文化什么时候才能有效地全面覆盖？其次，乡村的文化传统曾深刻地塑造我们的祖先，这种文化传统是否还将滋养现代人躁动的精神？我想这些问题产生的各种感慨、思索已渗透到《村庄笔记》的诸多篇章中。
文学书写能否跟上
这新一轮的乡村发展
读品：书中的这些村庄，您认为它们能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中国乡村？
南帆：《村庄笔记》并不是一本事先构思多时的作品，成书不无偶然。因此，本来就不存在“代表中国乡村”的意图。选择写出这些村庄主要原因无非个人足迹所至罢了。它们多半围绕于我所居住的福州周边，与城市产生了密切的联系。乡村与城市的各种互动成为这本书时常谈到的问题。另外，这些村庄多半有水，这也是我的居住环境。人迹罕至的大山坳里荒凉的村庄，或者极寒地带大雪覆盖的村庄，我都不熟悉。中国的乡村地域如此之大，南北地貌悬殊，文化梯度存在巨大落差，经济状况远远不同，大约没有哪一个作家能够写出一个无可挑剔的村庄标本吧！
读品：越来越多的乡村并入城市，越来越多的人离开乡村，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应该也不会再回到故土。再过二十年、三十年，或者再过五十年，乡村还存在吗？是不是只剩下地理意义上的乡村？
南帆：我猜未来的乡村不会消失。科幻小说所描述的“后人类”还未出现，多数人的存活还要依赖土地里生长出来的五谷杂粮，这决定了农业的存在。但农业以何种形态存在？需要一些想象力。许多农民纷纷离开乡村，这仅仅是一个历史阶段的现象。经济学意义上的一个想象是，愈来愈多的人离开乡村，移居城市寻找工作，城市人的收入会逐渐下降；反之，愈来愈少的人从事农业生产，农民的收入就会逐渐提高。当城乡人口的经济收入逐渐接近的时候，移居城市的冲动就会大幅度减少。当然，这种经济学模型的实现依赖许多其他条件，例如，户籍限制的取消允许人口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科学技术的发展可以保证少量的农业生产者维持足够的粮食产量，乡村的宜居环境与医疗、教育条件的配套，热土难离的文化观念逐渐被四海为家的文化观念代替，如此等等。事实上，许多发达国家的乡村赏心悦目。
读品：您在书中提到，乡村为当代文学书写提供了丰富的资源，七十年当代文学史可以说是一部隐形的乡村文学史。由于城市化进程加速，农村人口转移，相比以往，文学中乡村的分量变轻了。您认为这是社会变迁体现在文学创作中的一种必然，抑或是今天的作家对乡村缺乏体验和想象？今时今日的中国乡村，还能不能为作家提供强大的想象动力？乡村书写还有没有新的可能性呢？
南帆：由于漫长的农业社会与乡土中国的传统，乡村的文化观念占有很大的分量，但中国古代文学没有全面地、细致地表现乡村。大量的农民并未真正在士大夫田园诗之中担任角色，农业生产的许多农具以及粮食瓜果品种从未出现在古代文学之中。五四新文学运动之后，关心农民疾苦的作品才陆续成为主流。20世纪20年代鲁迅等作家的乡土文学之后，再现乡村与农民的文学作品大约又出现过三次浪潮，每一次浪潮都与特定阶段的历史特征紧密联系在一起。
20世纪上半叶，革命与战争在中国历史上占有很大分量。乡村成为革命的策源地，成为广阔的战场，农民作为重要的角色介入革命与战争，这造就了为数众多的文学素材。只要稍稍回忆一下，就可以想起文学史上许多相关的作品。
20世纪50年代之后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带来了第二个描写乡村生活的文学浪潮。对于农民来说，土地以及耕牛等大宗生产工具成为集体所有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彻底变革。古老的乡村发生了剧烈的震荡，许多农民很长时间才转过弯来。这一场声势浩大的社会运动周围，农民的各种表现再度点燃了作家的文学激情。他们纷纷执笔书写这一场社会运动。
第三次集中展现乡村生活的文学浪潮出现在三十年之后——20世纪80年代。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形成这一次文学浪潮的历史原因。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变了农业合作化以来的一系列重要规定，这个过程包含的觉悟、斗争、冲突、转型可谓惊心动魄。
当然，革命与战争、农业合作化运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三个历史事件无不深刻地撼动了乡村的古老传统，这些历史事件包含的能量无不给文学提供了巨大的动力。然而，大量农民脱离土地进城务工之后，乡村故事的分量大幅度减轻。许多村庄只剩下留守的老人与孩童。人们的视线已经转移，乡村不再产生动人心魄的宏大情节。最近这一段历史时期，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已经或者即将提供启动乡村的历史动能，不知道文学是否能够跟上？
读品：这些年您在散文写作上收获很多，从《马江半小时》《辛亥年的枪声》《关于我父母的一切》到《历史盲肠》《村庄笔记》，无不和记忆有关。这其中有什么您一以贯之的关注点、兴趣点？
南帆：这些作品的内容差距很大，相对明显的公约数大约只能是个人风格吧。相对于众多“诗一般”的散文，我的散文更多的是思想含量。许多时候，散文如同对身边日常生活的思想清理。
当然，并非把日常生活塞入某一个概念，或者剪裁为某种理论命题，而是强调一个思想者、一个知识分子对生活的感触。篇幅较长的历史散文，我会想一想如何叙事。叙事学是我十分感兴趣的一个课题。
南帆
作家、评论家，1957年出生于福州，福建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福建省文联主席。著有文学理论著作《冲突的文学》《文学的维度》《隐蔽的成规》等。散文《辛亥年的枪声》获第四届鲁迅文学奖（散文杂文类），评论集《五种形象》获第五届鲁迅文学奖（文学理论评论类），《关于我父母的一切》获华语传媒文学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