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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简介]

　　魏晋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的时代，魏晋名士给这个时代抹上了一道永恒的、迷人的、惊艳的色彩。魏晋名士是政治家、哲学家、文学家、书法家、诗人，是历史上最“装”与最不“装”的那群人。

　　几年前，低调的南京女孩北溟鱼凭着一篇作文就上了清华大学，比当年钱钟书先生还要轻松。从《风流绝》中，读者或可想见她那作文的水平。

　　[上期回顾]

　　嵇康的故事告诉我们，年轻时有个爸爸是多么重要，严父代表的权威能够让你养成察言观色甚至仰人鼻息的习惯，这对于保命来说太重要了……

　　依照古人的习惯，看人先看面相：《世说新语》里是这么说裴楷的，见到他，“如玉山上行，光映照人”。

　　再顺便看一眼这里面同样用玉形容的，有这么几个人，不知道有意还是无心，这都是在司马氏代魏过程中闪闪发光的玄学名士。而小时候看书就喜欢挑《老子》、《周易》的裴楷也是一个思想更接近于老庄的少年才子。

　　不同的是，裴楷开始登上政治舞台的时候，已经是司马昭时代。他的生活里充斥的不再是以身抗暴的悲剧故事，也不是三不管的风流闲人，裴楷是一个站在朝堂之上的玄学家。在私人生活中，他可以容仪爽朗、风神高迈，但在政治上，他比早期的名士们更加主动也更加成熟地去争取政治的主导权。他的人生在以后的年代里成为玄学家生活的常态。

　　这个国家，经过了高平陵政变和高贵乡公事件之后，名魏实马。思想激进的名士大都被杀干净了，文钦、毌丘俭、王凌的淮南三叛也基本平定，在暴雨初歇却依然风声鹤唳的景元五年左右，裴楷没有意识到，他正在看见的，将要参与的，是一次汉末高门世家的洗牌。

　　说魏晋名士的时候，大概没人能控制得住去挖他们祖坟的欲望。曹魏时候的名士，大多是汉代的世家，累世丞相、太尉、御史大夫的不在少数，但是在经历了群雄并起的三国时代之后，在举贤不问出身、不计较德行的实用主义思想指导下，家族的余荫已经遮不到他们了。无论是曹氏的抑浮华，还是司马氏的杀名士，本质上都是进化论：适者生存。除了大是大非问题上站对队伍，只有适应了时代风尚的家族才能保持它的领先地位。

　　但是，东汉的世家大族累世公卿，很大的原因是他们掌握着一门儒学经典的解释权，比如弘农杨氏的《周易》，颍川荀氏的《荀子》。地位上的优势归根到底是文化上的高人一等，有趣的是，一个文化领先了百年的家族往往最先接触新思潮，却又最难以接受它。因而，一个家族精神气质的转向实际上不亚于一个国家思想转向的痛苦。

　　因此，在晋武帝司马炎的时代，两个政治集团已经清晰可见：以贾充、何曾、荀顗为首的通三礼讲规矩的礼法派，和以山涛、裴楷为首的通《老子》、《周易》、全力提拔玄学家的名士派。而在裴家，也开始出现分歧，裴楷的表哥裴秀就是贾充一派。

　　裴楷是一个不为外物所动的人，别人的评价如清风过耳，不耽于心。他可以在有钱人家玩的时候随手拿走人家喜爱的珍宝，也可以把一栋豪华的别院随手送人，只因那人夸了这院子一句；他可以不管大臣的讥讽，要求梁王和赵王拿出他们的钱来在几个王国间平分，也可以一个眼风都不给当时风头正健的石崇，并且在石崇想要奏免喝酒时对他傲慢的孙季叔时，冷冰冰地走到他面前说，“你这个人狂饮又嗑药，自己不尊礼仪倒要责罚别人不尊礼仪，奇怪吧？”

　　当时的情况是，虽然朝野大部分为礼法派所控制，但名士派的民意是极高的。虽然魏晋不搞普选，但是一个政府的政治倾向如果不能够适应国民们的愿望，它一定是总被架在火上烤的。

　　搞平衡的司马炎也懂得这个道理，所以他在贾充订立了《晋律》之后让裴楷御前执读，主持对其中条款的讨论。而牵连到山涛、羊祜、庾纯、裴楷的那次“倒贾”行动，更是让名士派的声势完全占据了压倒性的优势。

　　这里面牵扯到很多大的家族，泰山羊氏，河东裴氏，这一次的斗争又是他们做出选择的槛。在这个时候，更接近于贾充一派的裴秀早先已经被调到相当于荣誉职务的司空的位置上，而他的儿子裴顗却早已经变成一个口谈玄言，还写了玄学著作《崇有论》的名士。当老一代渐渐淡出的时候，下一代几乎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玄学：荀顗的弟弟荀粲因为说六经是圣人思想的糟粕而成了最早反经典的玄学家，何曾的儿子何邵跑去为玄学家王弼写了一部传记，卫瓘的孙子卫玠成了清谈能让人绝倒的玄学家……儒学世家的后代不约而同地背弃了他们的传统，成为新的玄学世家。这一个重要的转变，让玄学家从人人喊杀的过街老鼠摇身一变成为了主流思想者，这才为东晋时候由被迫害到转而迫害别人打下了基础。

　　但是，“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世家大族之间百年的婚姻和官宦关系，盘根错节，大半潜在水下，却牵一发而动全身。转变利益集团这样一个大转折带来的恰是一个阶层的震动。八王之乱就是扯动这个网的由头。

　　裴楷首当其冲。裴家的姻亲关系是这样的，裴楷的女儿分别嫁给了汝南王司马亮和卫瓘，而儿子裴瓒则娶了杨骏的女儿。杨骏是晋惠帝他妈杨太后的父亲，而司马亮和卫瓘虽然立场有差别，但在八王之乱的开始，与晋惠帝的皇后贾南风利益是一致的。裴楷看上去是两面讨好，实际上却是两面都难做人，因为这种特殊的姻亲关系让他最有可能被选为利益的缓冲地带，但是这块缓冲地带却是随时有可能随着掌权集团的改易而得咎的。因而裴楷选择了一条“退”的路。他虽然和杨骏是姻亲，但关系却并不近；卫瓘做太保，司马亮做太宰的时候为了和楚王司马玮争夺北军中侯的位置，推出裴楷来接替楚王司马玮，但是裴楷却拒绝了。这是个太敏感的职位：在司马氏代魏的过程中，北军中候这个位子虽然名义上是监督性质的官，可实际上做的却是中领军的事情，也就是皇城护卫的头儿。如此有重要标志意义的职位，可不得让对那张椅子有点想法的各方都争着要？裴楷自然明白这其中的厉害。可是他的谦退并没有用：杨骏被司马玮集团杀掉之后，裴楷却因为姻亲的关系而下了大牢；好不容易九死一生，却在司马玮矫诏杀司马亮、卫瓘的时候，又因为之前曾经争夺过北军的领导权而被追杀。

　　但有趣的是，裴楷的声望却在这一次次的被追杀中越来越高。直到楚王司马玮被杀，不乐名利的裴楷又被推出来和不倒翁王戎以及老资格张华共管机要。裴楷屡屡地想要外放，逃离京城的纷乱，却因为这种谦退的姿势和玄学名士的地位成了一个好用的偶像，又被加了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又一次被当做了靶子。

　　但是，就从裴楷屡屡想要逃开却又被屡屡当作靶子供起来这件事情却能够看出来，玄学家们逐渐变成了道德的正统，成为政府口头上不说实际上默认的模范。政治本来并不该以文化爱好作为分野，但是玄学家们总是表现出的人类的美好品质，让他们在这个礼崩乐坏的时代里成为实际上行为准则的标杆。就拿裴楷来说吧，司马玮奉着贾南风的指令杀司马亮的那个晚上，他也在被杀的名单上，自己在老丈人王浑家藏着，一夜挪了八次地方却不忘带着当时也该被杀的司马亮的小儿子；他因为杨骏而被牵连下狱的时候，他在狱中的镇定自若，好像是嵇康的翻版，别人惊恐咋呼间，只有他神色不变，安然索取纸笔给亲人写绝命书。所以不得不承认，《世说新语》容止篇对一个人形容的编排是有内涵的，被它以玉形容的，总是那种虽居纷扰世事中却拥有强大内心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