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经历复杂，下过乡，串过联，当过兵，说过书，主过持，演过戏……他兴趣广泛：收藏、话剧、京剧、相声、朗诵、跳舞、器乐……他说自己一生可用“顽、痴”二字概括。现在，王刚把自己的人生故事写成了这本书。不逃避、不掩饰、不夸张、不矫情；真诚、真挚、真实、真心、真情！和您分享他的成长故事、传奇经历、生命感悟、成功喜悦，以及不为人知的无奈和辛酸。

　　[上期回顾]

　　唐山大地震，我们到那里慰问演出。观众看我的相声表演时笑得很开心，我很纳闷，问了一个当地的汉子，汉子说：“我们唐山人几乎家家都死了人。可你们大老远来了，我们能哭着看你们的演出吗？”令人动容。

　　“走穴”历险记

　　20世纪80年代中期，歌星演员“走穴”之风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江湖走穴，窝心事不少，但给我最深印象的，是其中的离奇曲折。

　　最曲折的一次，是到广西演出。路途上几乎搭乘了能想象到的所有交通工具，飞机火车自然不用说了，改装的“面包车”，只能走乡镇马路的“蹦蹦车”，那个遭罪和无奈，就甭提了。何谓无利不起早？何谓闷声发大财？这就是了。

　　那些淳朴的观众，大概也在想：舞台上的这些人，不知道搂了多少在自己荷包里。没准儿还挺不平：同样是人，怎么他们挣钱就这么容易呢？殊不知：对演出团体的所有人来说，这真是一场悲惨的旅程。我还算好的，21场拿到了8场的报酬。非一线演员拿得更少。最惨的，就是乐队的五个乐手，眼看着一场的钱都拿不到手，于是令人最担心的事情发生了，在柳州爆发了一次“火拼”——

　　五个乐手愤起维权，先把组织广西巡回演出的“穴头”控制住，胁迫他在票房清点票款，尽入囊中。内部火拼，可是走穴之大忌。柳州是最后一场，按规矩，最后一场前，必须两清。这是一个不容易掌握好火候的临界点，对于双方来说，都是“麻秆打狼——两头害怕”的事儿。血气方刚的乐队小伙子们突然来了这么一下子，满拧，本来还对能够分点儿钱抱渺茫希望的演员们明白：坏了，彻底歇菜了。

　　消息一传开，团里整个乱了：钱都给半路劫走了，还演个啥劲儿啊？我强忍住心中的愁苦，跟大伙做工作：事已至此，不能激化矛盾，观众都进场了，假如我们撂了挑子，那会出大事。我像个部队政委一样安抚着大家激动的情绪，分析利弊，温婉劝说。大家勉强接受了我的意见：还是顾全大局吧。

　　殊不知开场第二个节目就出事了！两个相声演员怀着怨气走上台来，逗哏的那位心想：这他妈的什么事儿啊？合着白演了，还得“顾全大局”？不成，我得说点什么，出出我这口恶气。

　　捧哏先说：今儿由我们给大伙说段相声，相声是语言的艺术……逗哏的那位发难了：您这话不对，相声啊，就是我逗，您乐，可我心里想哭大家伙知道吗？——观众朋友们，你们今儿都上当了！这是一个黑剧团啊，黑呀，真的黑……

　　观众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还以为他说的是段子呢，都在那里傻乐。捧哏的心想：坏了！我得拧回来呀，就拼命往回找补。谁承想逗哏这位不理他那茬儿，还在那里继续“揭发控诉”。

　　观众中有明白人，发现不对了，叫倒好，起哄。我见势不妙，赶快走上台去，我是整台节目的主持啊。我笑眯眯地把着话筒，说：著名相声演员某某先生来到美丽的柳州，心情过于激动，加上咱们柳州人特别热情豪爽，盛情难却啊，刚才晚饭时多喝了两杯，临场状态出了这么一点小问题。没关系！咱们请某先生先下去醒醒酒，接下来有请著名歌唱家某某为大家演唱……

　　柳州观众真好，哈哈大笑，哗哗一片掌声。我擦了擦额头的汗：谢天谢地，总算糊弄过去了。

　　赶快到休息室找那两个相声演员，人不见了！一打听，两人被当地公安带走了，“破坏演出秩序”，还能轻饶你？我又忙着赶快“捞人”……谢天谢地，天一亮，两个演员放出来了。

　　我也经历过逃难似的“奔向自由”的惊险。那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某年国庆前后，在中原某省的一个地级市，我留了个心眼亲临剧场暗访，发现穴头信誓旦旦拍胸脯保证的“形势大好”完全是谎言——演出公司为了牟利，竟然请了四五家首都文艺团体在此地“煲火锅粥”。我敏感地意识到，如果呆下去，面临稀稀拉拉的观众，局面将极其难看，自己也会沦落为穴头行骗的道具。

　　摆脱这一“黑局”的过程，紧张程度一点不亚于《夜幕下的哈尔滨》里表现的地下斗争。穴头坠着我不放我走，晚饭时有人敬“辣酒”——“嘿，王先生，你走不了，俗话说强龙不压地头蛇。在俺这个地方，你得听俺的……”

　　果然回到宾馆，走廊上绰绰人影，有人盯着我的房门。我呢，收拾好行李，喝着茶抽着烟，硬捱到夜里12点，我就不信那个邪，看是你能挺还是我能挺？拉开房门见走廊没人了，溜出门去，叫了一辆破出租，直奔火车站……

　　次日到北京之后，得到消息，其他演员在开演前也都走了。一分钱没拿着，买个教训。

　　初涉演艺圈，糗事一箩筐

　　在20世纪80年代，我从一名纯粹的部队文艺工作者，开始了“明星”生涯。

　　一开始的“步入”，也是凌乱的，位置感模糊，什么都想试一试，对任何种类都充满好奇心。从当年我记录的“流水”可见其情形：1985年盛夏，借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录音间为四川电台录制武侠小说《七剑下天山》。那说不完道不尽的打斗场面虽然仅靠我一张嘴在那里描述，而我的身体自然也就随之舞动起来。录音间里虽然有空调，但只要一开机，就嗡嗡山响。演播小说显然是不需要它伴奏的。于是，每录完一段，我脚下就湿了一大片，那是我的汗水……

　　《七剑下天山》几乎每次录完，机房里总有一个憨态可掬的胖小伙子等着我。看我一出录音间，他一准满面堆笑地迎上来，一边擦着我身上的汗，帮我套上裤子和衬衫，甚至帮我规整袜子和鞋，一边满含歉意地轻声说：“王老师，辛苦了，您还得跟我走，那边还等着您哪！”我无话可说，只有拖着还没有完全干透的身子跟他上了车。这个胖小伙是电视连续剧《九马疑踪》的剧务。

　　半小时后，我又西装革履，变成了这出戏里一个倒卖字画的港商。这一天，胖剧务照例又来接我，将我带到建国门立交桥下，这是我的最后一场戏。我和一位一直在追捕我的日本刑警展开了一场殊死搏斗。到了夜半时分，我仰面朝天倒在柏油路上，后脑勺磕了一个大包，但我心里很高兴：唉！我总算死了！明天从“天山”下来，我就不至于这样奔命了，可以睡个安生觉了。

　　到平谷县采访乡村教师。乡村教师的工作环境确实很苦，可以说天天要攀山越岭。趟水过河时，脚心一阵剧痛，被河底的锐石扎了，眼看一股血水顺流而下，我还是硬挺着爬上岸。剧组和陪同人员都慌了，忙不迭地为我上药缠绷带。我表面上强装镇定：“没事儿，导演，拍得怎么样？”我期待着导演对我带伤坚持作战的夸赞。谁知她苦笑一声道：“还得再麻烦你趟一遍，摄像忘挂带子啦！”合着根本没拍上！

　　后来，在山乡的录制现场，我只能坐着或尽量原地不动。等录制完毕我站起来走动的时候，看热闹的乡亲们发出了善良的叹息：“怪不得他老坐着说书，原来是个瘸子啊！”

　　告别偏僻的小山村，我从乡亲们的目光中解读到了敬佩的含义：成功的道路确实不止一条，看人家残疾人王刚同志，身残志不残，多了不起啊。满拧！